杨斌：校园称呼非小事 价值塑造蕴其中｜清华经管说
校园称呼非小事 价值塑造蕴其中
文/杨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20年6月26日02版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的伤害，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更普遍，更严重。除了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等身体上的直接伤害之外，冷暴力对于更希望被群体所接纳的学生们来说，隐性伤害的深度、持久度，更有甚之。因其逾越的伦理、法律界限并不很清晰，也许是成年监护人关心不够，也许是教师忙于应对大量学生而很难体察细致，或是工作风格粗放不敏感未能及时地干预、帮助，积极地排解和引导。于是，伤害既成。特立独行、持创见异见者也可能成为被排挤、讥嘲的对象，成为某种少儿样式的群氓对异类的心理霸凌。
其中，五花八门的让学生经受不起并产生负向情绪反应的“恶意绰号”，是一种在师生家长的理解中尚存在争议的校园霸凌。有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大城市中40.7%的中小学生都曾有过被叫难听的绰号的经历，这是个有些惊人的比例。“恶意绰号”给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所带来的伤害远不止父母想的那么简单。学生在这个年纪心智尚不成熟，心理失衡难以调节，对父母和他人缺少求助的勇气，对“恶意绰号”往往比成年人更加敏感、心理更加脆弱，容易陷入归因于己的思维怪圈。一些父母也常有苛责于被霸凌者的错误行为，进而导致学生产生自卑、压抑和厌世等负面情绪。即使度过了这一段，成年后仍可能会一定程度地表现出因戕害造成的心理行为特征。
“恶意绰号”之外，还有些称呼，也许并非恶意，但也会因为潜移默化、日久生成的心理内化效应，对校园当中的学生成长、师生关系、校园角色分工、中外师生融合，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当说，这方面的后果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持久性的认识还相当缺乏。
我曾经撰文探讨过校长院长们不该再动辄称呼学生的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为“家长”，这样的称呼对于促进大学生跳出家庭舒适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找寻和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身份认同、责任意识，是不利的。对于关心他们成长的父母、亲友们，也会有不恰当的引导。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需要有机地结合，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小学阶段的家校共同体，要以大学阶段的家长会、家长联谊会、学校对话大学生家长的方式来延续。
“老板”，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称呼。困扰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研究生立德树人目标达成的重要关键之一，就是导学关系。什么是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的基本伦理？导师是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而服务的，而不是为成就导师的科研成绩或是学校的创收任务而服务。导师，对学生而言，是学术上的引导者，也该是品德上的榜样。
“己欲立而立人”，学生的顺利成长、全面发展，是导师的成就感的真正来源。导师与学生，是一段共同做学术探索的经历，也是一生相互尊重彼此促进的缘分。这种将研究生作为导师科研项目的高层次人力资源（也有人称之为“苦力资源”）的做法，是经济雇佣关系甚至某种人身依附关系渗透、浸淫到学术界形成的病态，阻碍师生之间树立健康良好、教学相长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关系，阻碍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创原创性等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
还有一类称呼，是“学霸”与“学渣”、“差生”与“牛娃”。“学霸”在旧时常用来形容指凭借势力或权威把持、垄断教育界或者某一学术领域的人。而今成了新闻舆论、媒体宣传中的常用词，转义为擅长学习、成绩优异、遥遥领先的学生。与之相对的，则是成绩不理想、学习吃力、久居下游的学生自称为“学渣”。学校蒸蒸日上，某些校友网络发言时还会自嘲说“校强我渣”。同样的，在一些教师的言语中，甚至一些校长的发言中，也经常说到“差生”这个词，一般特指学业成绩差、排名落后的学生，相对的，用于表扬学生的一个新词，就是“牛娃”，强调功课学得早学得多学得深，远远超前，让其他同学望尘莫及。
这一类称呼听多了，似乎大家也觉得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但从教育心理学和育人的规律来深究，其实问题多多，危害潜在而长远。不同阶段的学生，即使是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也都仍在探索、进步，也都充满全方位的成长性。对于学生阶段性的状态，冠以一个标签式的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导向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学渣”“差生”等更看重学习成绩，或者说是与升学有关的学习成绩这单一的维度。这种导向，对学生会有潜在的暗示引导，使本该丰富、全面、长期的学生素质发展，堕入单一的知识竞赛、课业竞技和分数游戏中。
“学霸”的“霸”字，让学生成长的视野窄化、目标变狭隘，滋生学生间聚焦在校园内部的、学生相互之间的比较、博弈，而不是积极地鼓励学生不断超越自我；“学霸”的“霸”字，也与谦逊虚心、团队合作、敬业乐群的价值观相去甚远，从品格示范的角度，也算不上高明、明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教训很多。“牛娃”的头衔可能会成为学生、父母的包袱，甚至使其为名所累，一味追求提前学，盲目加大投入各种恶补抢跑，最终被牺牲的是学生本该有的健康、快乐与从容，还会加剧整个社会在排位竞赛中的焦虑与惶恐。
所以，我明确主张：对于“学霸”“学渣”“差生”“牛娃”等这类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从容成长不利的粗暴称呼，任课老师、班主任老师首先不要用，学生之间、学生的亲友们不要用并敢于对用的人说不，校长、教育局长们自己不要用还要督促校园远离这些单维度尺子，而极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朋友们也应尊重教育规律，讲求报道格调，予以戒除。
对于教师，校内的很多场合，要慎用“大师”“美女教授”“名嘴”等称呼，在课程教学、师生开放交流的环节和过程中，老师或者教授的称呼都是自然而恰切的，也不必过于强调教师的其他学术头衔（帽子），不必刻意区分教师的职称差异，更不该以其扮演的其他角色如行政职务等来称谓，这不仅仅涉及到如何构建更为平等自由交流、平视而非仰视的学习探讨氛围的问题，也是希望纯化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角色。
“美女教授”的称呼让很多女教师心中不平，这并非因为“美女”二字在当今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变得廉价、泛滥之故，更是因为这种界定与刻画，对学术组织、教育机构中的女性是一种不尊重、不平等、角色异化。“名嘴”用在很多教课受欢迎的老师身上，是一种对于教师、课程、课堂教学的本质的误解，是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优秀的教学表现的一种误导，也会造成学生对于课程教学定位、自身主动投入、建构学习准备度上的偏差。
而教师教学中，除了我们常强调要讲求语言格调、避免歧视性禁忌之外，还有个特别的建议，就是对于学生的称呼上要慎用“孩子”一词。现实情况是即使到了大学生研究生阶段仍然不少时候被教师口头叫作孩子，中小学生更是家常便饭，整天孩子长孩子短。
从落实教育立德树人使命的角度，要从称呼上把学生当独立的个体的人，集体中的一员，而非需要“监护”的孩子。学校肩负人格养成要务，只有“学生”和“教师”，在学校在课堂称呼“孩子”，是角色错位。即使是幼儿园，以“小朋友”来称呼要比“孩子”更得体。
角色定位不是小节，这个教育的细节体现着最深刻的教育意识，可以说教师如何称呼学生是一门潜移默化却每天都在上的隐性课程，关系到学生独立的身份认同的建立与厘清，对自己为人而应担当的责任的体认与拥抱。
学生们参加社会活动，参与社团组织，也有两个关于称呼的提醒。一是不要动辄就说“校方”，二是能否少些官称。我听到一些学生代表、学生组织的发言中以校方来指代学校，很多时候指的是学校领导、管理层，但也有不少时候，就是指除了学生之外的学校其他部分。不只是语气里过于正式透着生分，这种称呼本身出现在校长接待日、学代会、征求意见会并表达意见（我完全认同提意见是正当的，也应该是经常的）时，常让我想起，学生是否因此忽略掉自己作为学校的一员、学校建设者一部分的角色？是否是某种顾客心态的显露？学生组织中，主席多、部长多、会长多、团长多，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学生之间的日常称呼中。服务型领导力的培养，学生时代的社团训练、社区锻炼、社会历练是个很好的开端。但也许可以先从更能认清自己作为服务同学服务社群的服务员角色开始，从称呼上保持更朴素的学生气而戒除官气做起。
往远一点展望，随着高校全球人才培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的进一步提升，留学生这个称呼也许还存在，但是针对留学生的很多管理政策一定会走向普通，留学生将成为普通学生群体中的有特色的但却是普通的一员。
同样，大学中的“外教”这个称呼，目前在校园环境中主要不是根据教师持有外国国籍而论，比如特指讲授语言文化类课程的教师，这在外籍教师凤毛麟角的过去是正常的称呼，但未来伴随着教师群体不断多元化、全球化，也会不再特别、特殊，而是将融入普通教师的行列。融入普通，发挥特色，这不仅是个称呼问题、分类问题、管理问题，背后也有着文化、伦理的大问题，也体现着我们的教育更加自信、更有定力和吸引力。
称呼非小事，价值蕴其中。称呼太常见，使用频率极高，也因此，价值塑造、价值观体现与传递的功能就极强。称呼欠考量，角色、责任、任务、边界、规范、导向乃至使命，都有可能出现偏差。兹事体大，不可不察，绝不能将就，而必须讲究。
立德树人，不妨从用对称呼做起。
教授简介
杨斌
杨斌于198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管理学博士学位。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精品课《领导与团队》、《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讲授《管理思维》、《思维、决断与领导力》、《文化、伦理与领导》、《危机管理》、《管理学概论》等MBA/EMBA课程，多次获颁教学奖励。作为团队成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
杨斌教授现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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